发展主义的先声 五四运动前的北洋国家社会主义(下)

2019-07-05 06:22

西原提倡的统制经济和斯大林模式,影响了三十年代的日本官僚。国民党九成技术官僚在1949年参加新政权,指导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产业发展。直到今天,计划经济的剩余影响仍然巨大,中国正在执行 “十三五”、 “大湾区规划” 等文件;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国家社会主义浪潮。

安福政权与西原借款:北洋政府的大跃进

一般人对北洋政府的印象是 “军阀政权”。实际上,北洋政府在多数情况下维持着立宪议会制政权的型态,而如何控制议会一直考验着军方。袁世凯生前宣布国民党非法,解散了国会,造成南北内战。1916年袁死后,反对袁氏称帝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为求南北停战,重新召开国会,允许国民党议员复职,但这开启了国民党议员与军人建制长达一年的激烈政治斗争,最后张勋逼迫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,并复辟清帝。

段祺瑞在带军打败张勋后,反省了1916—1917年国会政争的教训,决意另起炉灶,委派一个 “临时参议院”,议员多属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。梁启超也因此得以参与草拟国会新选举法。他认为士大夫阶级应该成为民国的中坚政治力量,并转化为产业阶级,于是大幅提高新国会的投票、参选的资产门坎。然而段祺瑞与进步党合作并不顺畅;段于是再次另起炉灶,设立政党 “安福俱乐部” ,并自任总理和 “参战督办”。

在1917年12月到1920年8月,安福俱乐部作为执政党,是由几个国会议员派系和曹汝霖所领导的 “新交通系” 等官僚派系组成的攻守同盟;各派的首领名列俱乐部的评议会,每月至少开会两次,以决定送呈国会表决的事宜,以及安福俱乐部议员的发言内容。安福俱乐部作为一个由军方支持、实行“民主集中制”的一党独大政权,是发展型威权国家中常见的体制。段政权也尝试利用大战带来的景气,因应国际原料价格骤升,进行大量地质勘察与农业调查,并模仿日本,由农商部在全国各地成立“经济调查会”,范围包括农林、水产、畜牧、纺织、化学、机械、电气等产业。农商部两名留欧地质专家丁文江、翁文灏,此时也拟定了大批产业发展的计划。

段祺瑞的安福政权在这个时期的经济规划,主要就是所谓 “西原借款” 投资。在1916—1918年出任日本首相的寺内正毅,其秘书西原龟三的导师就是 “国家经济会” 领袖神鞭知常。寺内和西原都反对盲目军事扩张,认为瓜分中国只会引来西方插手。西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,在《经济立国策》一书中,提出中国繁荣是日本兴盛的基础,应平等对待、扶助中国。他们构想与中国组建 “东亚经济同盟”,明言支持中国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,并要归还庚子赔款以作产业投资,结合日本资金和中国原料与劳动力,排除侵略路线。这是一种唯物、互惠互利、经济发展优先的亚细亚主义,非常富有远见。

西原为中国设计的发展蓝图极为宏伟,预想了一次产业大跃进。他采纳了丁、翁提出的产业发展计划,发展了张謇的棉铁主义,项目包括大规模种植改良品种的棉花,使中国可以增加八亿两收入;在中国西北发展畜牧业,大量生产羊毛;以及在南京建立 “中华民国国立第一制铁厂”,使全国钢产量从30,000吨跃升到112,500吨。为了促进物流,西原提出在中国修建多条铁路,包括从济南经西安到乌鲁木齐,然后通过中亚连接欧洲的 “中央亚细亚横断铁道”。但日本军方田中义一等人反对西原路线,希望中国内乱,制造出兵借口,援助孙中山发动叛乱。段祺瑞只好把西原借款挪用为内战军费。西原外交也未能解决山东问题。这些最后都促成五四运动的爆发。

在五四运动两个月后的1919年7月8日,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会,并由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、安福俱乐部议长王揖唐致词,其演讲内容相当于宣布该部将采取措施,把自己改革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。王揖唐认为在一战以后,“民生主义为再不可缓之图”。王觉得共产主义在中国 “古已有之”,比如农学家许行等学说,并非外来的东西;孟子的 “民为重、社稷次之、君为轻” 也体现着社会主义精神。王揖唐进而提出,安福俱乐部要采取 “为人民谋幸福” 的新定位: “替人民直接谋生存,责在政府,然间接替人民谋幸福及生存责任,实在政党;吾党既以保育生民为政纲,且居国会之多数党,责无旁贷,义不容辞。拟在本部特别组织 [社会主义] 研究会…”

安福俱乐部党报《公言报》在1919年6月27、28日刊行的社论提出要 “逐次推行社会政策”,提出虽然要防遏无政府主义、共产主义,但 “社会政策则毫无危险。” 该报又撰文介绍日本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、设立职业介绍所和建设工人住宅方面的政策。在当年6月,经济调查会通过采纳 《保护劳工条例》,全文刊于 《公言报》 ,内容包括周日放假、保护幼年工、由厂主设立工人夜校、禁止卫生和安全条件恶劣的工厂招工、规定终身养老金和强制劳工保险等条款。

显然,王揖唐演说的官方立场,并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容纳,而是对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抱。被中国史学界所遗忘的1919年《保护劳工条例》,证明北洋政府正朝着解决劳动问题迈出第一步,确实具有“逐次”实施符合中国新国情的社会政策的主观意愿。

国家社会主义与现代东亚

1919年是一个充满圣西门主义色彩的年度。7月8日,段祺瑞干将徐树铮所领导的 “边防军” (即原定派遣欧洲的参战军)抵达库伦(今乌兰巴托)宣示主权。徐在四月发表《西北筹边办法大纲》,提出在外蒙建立近六千公里铁路,在铁路两旁发展畜牧业,并开采阿尔泰、唐努乌梁海的矿产,为此要建立边业银行发钞发债。徐并决定在外蒙推行教育、通婚,以及由汉人行政人员率先学习蒙语。同年,孙中山发表《实业计划》,列举了大量国民党承诺一旦掌权将推行的建设计划。此书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开山之作,是民生主义的宣言。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,《实业计划》的基础其实是国家社会主义。

而且,在整个1910年代,北洋政府已经多次讨论整体工业化的蓝图,也建立了发展型国家常见的军方背景一党独大制政府。这都是远在《实业计划》和五四运动之前。而五四运动以后高扬的革命社会主义所最后实现的,正是此一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蓝图。巧合的是,立志 “为人民谋幸福” 的毛泽东,其老师符定一曾任安福俱乐部议员,并于一九四九年出任政协委员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。

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,已经在亚洲落地生根了。一战时期,德国军需局长、电器大亨瓦尔特·拉特瑙(Walther Rathenau),把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得淋漓尽致,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系,展现了强大动员和战斗能力。柏林军需局总部是全国经济活动的统计和指挥中心,数据之多甚至需要用上原始的电动打孔计算器。拉特瑙对各产业进行托拉斯化,实行国家指导的统购统销。西原龟三也受此影响,提出在日本实行统制经济,包括统购统销、农业合作化、地方行政公社化,并以水力发电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,以实现人均生产总值从60日圆增至200日圆为目标。

但是,一个通过全盘动员和合理化而出现的新经济和新文化体系,首先并不是出现在德国或日本,而是出现在新生的苏联。列宁(Lenin)认为拉特瑙的国家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系统可以为 “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一切条件”,国家社会主义加上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专政后,便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。拉特瑙模式于是为 “战时共产主义” 以及日后的斯大林(Joseph Stalin)模式计划经济工业化提供了基础。

西原提倡的统制经济和斯大林模式,影响了三十年代的日本官僚。他们在伪满洲国推行了两个高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;他们在二战结束回国后,也主导了日本的经济奇迹。满洲计划经济也影响了曾任日本军官的朴正熙。1962—1992年间,韩国实行了六个五年计划,推动了所谓 “汉江奇迹”。

斯大林经济模式同样影响了翁文灏等人,在1935年为国民政府提出 “重工业发展五年计划”,并指导抗战大后方生产。国民党九成技术官僚在1949年参加新政权,指导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产业发展。直到今天,计划经济的剩余影响仍然巨大,中国正在执行 “十三五”、 “大湾区规划” 等文件;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国家社会主义浪潮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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